睡前小故事集A
第36章 风暴前夕

等春梅和和平都睡了，嘉禾拿着勺头和笔记本，还有一个小铁盒——里面装着陈老先生的信和钢笔，悄悄出了门。

龙潭湖边上有一片小树林，不大，但很密。他选了一棵老槐树——和食堂后院那棵很像，在树下挖坑。

没有工具，就用树枝，用手。土很硬，挖得很慢。手指磨破了，出血了，但他顾不上。只是挖，用力地挖。

挖了一尺深，他把东西放进去。先用油纸包好，包了三层，防水。然后放进坑里，填土，踩实。最后，在上面撒些落叶，撒些枯枝，看不出痕迹。

做完这些，他已经满头大汗。不是累的，是紧张的。

他坐在树下，看着那个埋藏点。月光从树叶间漏下来，斑斑驳驳，像碎银子。远处，湖面泛着微光，安静得可怕。

这些埋下去的东西，不只是物件，是记忆，是传承，是沈家三代人的心血。现在，它们要在地下等待，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。

那一天会来吗？他不知道。

但他必须埋。不埋，就可能永远失去。埋了，至少还有希望。

回到家里，春梅醒了。

“你去哪儿了？”她问。

“出去走走。”嘉禾说。

春梅没再问。她知道丈夫有心事，但不知道怎么说。只是给他打了盆热水，让他洗脚。

“老沈，”她轻声说，“不管发生什么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不怕。”

“嗯，不怕。”嘉禾说。

但他心里怕。怕这场风暴会摧毁一切，怕这个家会散，怕孩子会受影响。

这一夜，他又没睡。听着窗外的风声，听着远处隐约的口号声，听着身边妻儿的呼吸声。

天，就要亮了。

六

第四天，有人上门了。

是三个年轻人，两男一女，都穿着绿军装，戴着红袖章。为首的是个高个子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斯文，但眼神很冷。

“沈嘉禾在家吗？”他问，语气很不客气。

“在。”嘉禾从屋里出来。

“我们是革命委员会的。”高个子说，“找你了解情况。”

“请进。”嘉禾说。

屋里很小，三个人进来，更挤了。春梅抱着和平，站在角落里，紧张地看着。

“沈嘉禾，你的交代材料写了吗？”高个子问。

“写了。”嘉禾把材料递过去。

高个子接过来，翻了翻，冷笑：“就这些？避重就轻！你的封建家庭历史，写得不清不楚！你的海外关系，写得遮遮掩掩！”

“我写的都是事实。”嘉禾说。

“事实？那好，我问你，你祖父沈德福，是不是慈禧的御厨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父亲沈怀远，是不是开过资本家饭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本人，是不是做过宫廷菜，还教给徒弟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是不是接待过美国特务陈致远？”

“陈老先生不是特务，他是美中友好协会的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高个子一拍桌子，“谁让你替他说话？他就是特务！你接待特务，接受特务的礼物，就是里通外国！”

嘉禾不说话了。他知道，说什么都没用。

高个子继续翻材料，突然问：“你有个妹妹在美国？”

嘉禾心里一紧。小满在甘肃，不是美国。但他马上明白了——问的是婉君。

“是，我有个表妹在美国。”他说。

“表妹？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母亲的妹妹的女儿。”

“那就是海外关系！”高个子眼睛一亮，“你们有通信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信呢？”

“烧了。”

“烧了？为什么烧？”

“怕惹麻烦。”

高个子冷笑：“做贼心虚！沈嘉禾，你的问题很严重！封建家庭出身，做封建菜肴，有海外关系，里通外国！你这是典型的‘黑五类’！”

“黑五类”三个字，像三记重锤，砸在嘉禾心上。他知道这个词的分量——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分子、右派，统称“黑五类”。一旦被划进去，就是阶级敌人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
“同志，我……”他想辩解。

“谁跟你是同志！”高个子打断他，“你是阶级敌人！从今天起，你要接受群众监督，每天扫大街，写检查，随时接受批斗！”

春梅的眼泪掉下来。和平被吓到了，哭起来。

“哭什么哭！”高个子瞪了春梅一眼，“包庇阶级敌人，也是罪！”

春梅赶紧捂住嘴，但肩膀在抖。

三个人又问了几个问题，做了记录，然后走了。临走前，高个子说：“沈嘉禾，你老实点，别想逃跑。我们会盯着你的。”

门关上了。屋里一片死寂。

嘉禾瘫坐在椅子上，浑身无力。春梅抱着孩子，无声地流泪。

完了，他想。沈家完了，他完了。

七

消息很快传开了。

筒子楼里，邻居们看沈家人的眼神都变了。以前是热情，是亲切，现在是躲闪，是警惕。赵大姐见了秀兰，头一低就过去了。周老师家关着门，好几天没见人。

只有李大嫂还偷偷来看静婉，带点吃的，说几句话。

“沈奶奶，您别急，也许过阵子就好了。”李大嫂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静婉说，但脸色灰白。

她病了。不是身体的病，是心病。七十六岁的老人，经历过太多，但这一次，她看不懂，也承受不起。

林素贞更严重。本来就身体不好，一受惊吓，又咳嗽起来，咳得撕心裂肺。秀兰带她去医院，医生开了药，但效果不大。

“姐，我……我是不是连累你们了？”林素贞哭着问。

“别说傻话。”静婉握着她的手，“咱们是一家人，没有连累不连累。”

但这话，现在听起来很苍白。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年代，一家人也可能互相连累。

建国在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有人贴大字报，说他和封建余孽弟弟划不清界限。车间主任找他谈话，让他“站稳立场”。

“沈建国，你是老工人，根正苗红。但你弟弟的问题很严重，你要和他划清界限，不能包庇。”车间主任说。

“怎么划清界限？”建国问。

“揭发他，批判他，断绝关系。”车间主任说，“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。”

建国沉默了。揭发弟弟？批判弟弟？断绝关系？他做不到。那是他亲弟弟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互相扶持的亲弟弟。

但他知道，如果不这么做，自己也可能受牵连。他不怕，但他有老婆孩子，有母亲要养。

回到家，他看着秀兰，看着和平，看着这个家，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

“秀兰，”他说，“如果……如果我也被牵连了，你就带着和平回娘家。”

“你说什么傻话！”秀兰哭了，“咱们是一家人，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！”

“可是孩子……”

“孩子没事。”秀兰说，“孩子还小，不懂事。咱们大人要坚强，要挺过去。”

建国抱住妻子，眼泪掉下来。这个憨厚的汉子，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助。

八

嘉禾开始扫大街了。

每天早晨五点，天还没亮，他就拿着扫帚，从龙潭湖扫到崇文门。扫得很认真，很仔细，像他做菜一样。

路上有人看他，指指点点。有人认出他：“看，那就是封建余孽沈嘉禾。”

“原来是他啊，听说里通外国。”